龙8登录龙8登录我们通过机构走访、问卷调研、数据收集，并参照清科研究中心、CVSource投中数据、执中ZERONE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对各地方政府投资基金（注：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不在我们此次评价范围之列）的政策目标、财务效益和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透过这份政府投资基金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我们力求客观、公正地展现各地方政府投资基金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产生调整升级、提升区域创新创业竞争力等方面的价值与贡献。

　　近年，政府投资基金发展迅猛，成为私募股权市场重要的力量。在推动股权投资市场健康发展、引导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等各方面，政府投资基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024年，我们看到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步伐已整体趋于放缓。由于退出高峰期集中来临，对多地的政府投资基金来说，当务之急是退出管理——如何让在管基金有更好的DPI表现，从而实现资金有效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部分区域新基金设立仍在积极展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仍保持高频的节奏。“专精特新”、“新质生产力”、“低空经济”等特定主题的基金，也在各地不断涌现。

　　随着政府投资基金发展进入深水区，不同区域间政府投资基金的合作互动、抱团取暖变得愈加密切。尤其是对于基金管理经验稍弱的地区，引入头部管理团队跨区域管理当地政府投资基金，正成为一种新趋势。

　　在基金管理人的招引方面，地方政府正抛出更市场化、更有吸引力的条件。许多地区正在不断降低返投比例，返投的认定方式也更加灵活。同时，当行业对耐心资本孜孜以求，还有一些地区尝试延长基金存续期、完善容错机制等。

　　当前，规范政府投资基金发展、对政府投资基金实行有效监管的需求日益上升。实际上，中央及地方监管机构已经发布了多项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相关政策，与之配套的监管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尤其振奋人心的是，在国务院6月19日发布的《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到，优化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改革完善基金考核、容错免责机制，健全绩效评价制度。系统研究解决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集中到期退出问题。业内人士认为，这更是为政府投资基金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心剂。

　　通过对各政府投资基金的问卷调研与访谈，结合清科研究中心、CVSource投中数据、执中ZERONE等数据统计，我们在研究中有几项核心发现：

　　1、在规模方面，政府投资基金设立数量和规模在2016年前后达到增长高峰期，随后政府投资基金每年的新增设立速度有所回落，逐渐步入稳步增长期。虽增速逐渐放缓，但政府投资基金仍是助力国内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3年，我国累计设立政府投资基金2086只，目标规模约12.19万亿元人民币，已认缴规模约7.1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2016年是新设基金的巅峰之年，新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有392只，目标规模2.98万亿元人民币，已认缴规模1.6亿元人民币。2023年新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有107只，同比下降25.2%；已认缴规模为3118.4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5.0%。

　　2.在设立区域方面，北上广深以及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政府投资基金依然活跃。中西部地区也逐渐认识到政府投资基金的价值，保持高频节奏新设基金。比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都有发起设立千亿级规模的基金，“产业基金集群”概念正在兴起。

　　3.在投资方向方面，各地政府投资基金多倾向于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具体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高端准备、、新材料等。同时，也有政府投资基金鼓励投资有色金属、绿色食品等地方特色产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质生产力”、“”等主题基金在不断涌现。

　　4.在投资阶段方面，出现越来越多支持子基金投资于早期阶段的天使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同时，诸多政府投资基金并不排斥子基金对后期阶段项目的投资，因为成熟期企业在落实政府产业、就业与税收方面政策效果更加立竿见影。另外，在并购热潮涌动的当下，也有地方政府投资基金提出设立并购基金，为并购市场注入新活力。

　　5.在投资策略方面，政府投资基金采用直接参股子基金的架构仍是主流，开展直投和跟进投资的政府投资基金呈现逐渐增多的态势。此外，S策略成为新兴趋势，大量国资和政府投资基金正在探索将S基金纳入其运作模式。今年4月，上海100亿科创接力基金启动。陕西、安徽、四川等多地也在今年纷纷设立首支S基金，S基金下沉趋势明显。

　　6.在政策效能方面，多数政府投资基金对当地重点产业与产业转型的促进效果明显，多数子基金能够完成社会化募资，子基金与直投投资企业对当地税收、就业带来贡献。同时，政府投资基金对子基金的返投倍数、返投认定方式要求逐渐放宽。相当比例政府投资基金对子基金有政策让利。

　　7.在管理效能方面，绝大多数政府投资基金，建立了健全的制度和规范的操作流程、完善的风控机制、能用信息化建设赋能子基金遴选和投后服务。有相当部分政府投资基金建立ESG/责任投资战略目标及评价体系，以及合理的激励机制。少部分政府投资基金形成有明确细则条款和可操作性的容错机制。

　　8.在资金效率方面，相当部分政府投资基金愿意披露年度新增投资基金/项目数量与规模，参股子基金所投企业的上市数量等信息，但多数政府投资基金谨慎披露实际退出金额和账面回报。

　　从2002年1月“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正式设立并投入运作至今，我国政府投资基金的发展已经有20余年。政府投资基金经过探索试点的1.0时代、全面开花的2.0时代，如今已经进入精耕细作的3.0时代。

　　2002年1月，管委会借鉴以色列政府推动创业投资发展的经验，出资设立了“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主要是以跟进投资的方式鼓励合作的创业投资机构投资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高科技企业。这是我国第一只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具有“引导”之名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也由此开启了政府投资基金早期试点探索的1.0时代。

　　2015年，财政部颁布《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办法》提到，政府投资基金是指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的资金。

　　该《办法》的出台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支持，由财政直接补贴完全转变为以政府投资基金为主的市场化运作方式。

　　由此，持续数年的热潮出现，政府投资基金的发展迈入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开花的2.0时代。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6年是新设基金的巅峰之年，新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有392只，目标规模2.98万亿元人民币，已认缴规模1.6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对政府投资基金的运作愈加熟悉，“资本招商”、“基金招商”在引领地方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政府投资基金的发展已经迈入精耕细作的3.0时代。

　　地方政府的主动管理能力正不断增强，更看重政府投资基金工具应用带来的实际产业招商效果。在2024年，我们看到“千亿基金俱乐部”正在持续增员，地方政府希望借此打造高能级产业集群。同时，随着存量优化时代的到来，国资基金平台的整合也成为当下的行业显著特征。

　　目前，各地政府投资基金正逐渐迈入“千亿时代”。据21世纪研究院统计，2022年下半年以来，就有深圳、上海、广州等地均设立相关基金集群。2023年，安徽、江西、上海、广州、重庆、杭州等多个省市纷纷宣布设立千亿规模的政府投资基金。

　　2024年，千亿基金的浪潮仍在持续，但频率较2023年已有所放缓。2024年3月底，上海宣布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推动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产业投资母基金，以发挥“投早投小”、产业投资、并购整合、补链强链功能。

　　2024年5月，湖南推出加码股权投资的最新举措。按照规划，湖南省省级财政在30亿元存量基础上，近年内将新增出资170亿元，以基金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力争未来省级政府性基金规模超过3000亿元。

　　多地千亿规模政府投资基金的具体运行，是按照建立基金集群的思路。比如较早设立千亿基金的深圳，是按照“一集群一基金”的理念，组建规模达千亿级的“20+8”产业基金，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前瞻布局8大未来产业。

　　再如烟台市政府引导基金，结合全市产业资源禀赋和重大目标战略，以县域发展、动能转换、科技创新、绿色低碳4只母基金为支点，加快形成“4+N”千亿级基金“航母群”，打造布局16条重点产业链、覆盖14个区市的基金服务生态。

　　我们认为，这种建立基金集群的方式有利于当地形成完善的基金体系，更加精准、聚焦地对当地产业发展提供支持，也利于对创新创业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投资支持。

　　在产业主题方面，“”成为今年最吸睛的方向。比如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签约100亿低空产业创投基金；武汉市也鼓励各区设立低空经济专项基金，市、区共同形成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低空经济发展基金群；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依托私募基金小镇撬动社会资本，组建50亿元的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专项基金。

　　我们认为，地方政府顺应政策趋势、市场形势发展低空经济，设立相应的“低空经济”产业基金，有利于抢占新高地，促进相关产业链和生态圈在当地的形成，为地方经济注入新活力。

　　但低空经济属于新兴领域，在形成投资热度的同时也需注意背后的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地方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这样更能体现自身竞争力和专业性，利于政府投资基金实现更高的使用效率和更好的投资效果。

　　今年4月，上海国资委正式宣布，上海国投公司与上海科创投集团（又称“科创投集团”）实施联合重组。6月，这两家超级创投平台的重组又迎来新进展，上海市国资委下发的通知显示，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将上海市国资委持有的上海科创投集团100%股权无偿划入上海国投，划款基准日为2023年12月31日。

　　据了解，上海国投成立于2021年2月，是上海市国资委出资并直接监管的大型国有资本投资平台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亿元。上海科创投集团此前已经经历过多次重组。官网显示，1992年上海科投成立，2014年与上海创投合并重组为科创投集团，2021年科创投集团又与浦东科创集团合并重组为上海科创投集团。

　　除了上海国投与科创投集团的重组，这种整合已经在多地出现。2022年6月，苏州创新投资集团正式亮相。它由此前已存在的苏州国发创投、苏州产投集团、苏州科创投、苏州天使母基金和苏州基金整合成立，注册资本达180亿元。另外，还有无锡市政府主导整合当地主要投资力量成立锡创投。

　　21世纪创投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早期，地方政府可能采取机制，由发改、财政、科委等不同主管部门发起成立多个政府投资基金平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行业状态。现阶段，随着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出于对财政出资能力等多重因素的考虑，多地政府进入到整合资源、打组合拳的阶段。

　　这种整合重组一方面能够减少内部无效竞争。另一方面，能够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运营主体的资金实力、规划层级、品牌影响力，帮助当地基金在跟其他省市政府投资基金的比拼中增强竞争力，为招商引资带来优势。

　　同时，LP投顾创始人国立波指出，基金的分家与整合是股权投资行业的常态，国有基金平台整合之后是否能够真正起到效果，核心还是要看基金是否具有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设计，是否足够尊重市场规律和基金运营规律，并且具有配套的人才培养和激励制度等。

　　随着政府投资基金发展进入深水区，各地对政府投资基金的管理正不断优化，越来越市场化成为趋势所在。

　　“管家模式”等创新模式与机制的探索开始出现，这是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模式精进的表现之一。比如，深圳天使母基金、深创投、深投控资本、粤科金融集团等头部机构纷纷走出大本营，跨区域当起“管家”。它们在异地输出自身的管理能力，帮助当地健全创投生态，继而能够更高效地以基金的方式促进当地产业升级发展。

　　同时，地方政府所青睐的基金管理人类型正走向多元化。券商私募子公司一度成为香饽饽，中金资本、海通开元、国泰君安创新投资、财通资本等券商系力量均发力区域母基金业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愈加密切。另外，产业背景CVC团队也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

　　具体到对子基金的管理层面，市场化举措在不断被推出。比如，多地对子基金的返投比例不断降低，返投认定范围进一步宽松；基于当前退出环境的现状以及行业中对耐心资本的渴求，一些地方子基金的存续期得到适当延长；还有一些地方在完善尽职免责机制上明显加速，利于国有创投和政府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近年来，不同区域间政府投资基金的合作互动、抱团取暖变得愈加密切。尤其是对于基金管理经验稍弱的地区，倾向于引入头部管理团队跨区域管理当地政府投资基金。

　　比如在今年3月22日，郑东新区与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天使母基金”）共同发布启动10亿元规模的郑州中原科技城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深圳天使母基金为管理人。

　　4月2日，浙江省“”（温州）母基金签约仪式在温州举行。该基金总规模30亿元，由粤科金融集团联合浙江省产业基金、温州市产业发展基金共同组建，粤科金融集团为基金管理人。此外，还有深创投、深投控资本等都在进行跨区域管理引导基金的试水。

　　探究这种趋势背后的原因，一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政府投资基金高管对21世纪创投研究院分析称，如今，地方政府都希望通过基金招商的方式，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优秀引导基金管理团队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对二三线城市来说人才相对稀缺，需要跨区域引进优秀团队去管理本地引导基金，这也是引导基金运作更高效、更市场化的一种表现。

　　“与此同时，随着股权投资市场的不断成熟，中国本土也出现了一些由小做大的头部管理机构。其本身有扩大管理规模的诉求，于是在深耕本区域后，向其他区域扩张、输出管理能力也是在情理之中。”他说。

　　同时，地方政府所青睐的基金管理人类型正走向多元化。21世纪创投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券商私募子公司正成为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伙伴。比如2023年7月，湖北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发布，总规模200亿元，其中首期规模100亿元。经过面向全国的严格遴选，该基金由中金资本和深创投共同作为受托管理机构。

　　今年3月，海通开元与福州当地合作设立福州产业投资母基金，基金总规模300亿元。此前，海通开元发起设立并参与管理上海海通引领区产业引导母基金、安徽海螺海通工业互联网母基金，同时还是湖北孝感高质量产业母基金的管理人。

　　政府投资基金跟券商私募子公司的紧密合作，主要是看着其能够带来的资金资源和项目资源的加持。同时，有产业背景的CVC团队，也成为地方招引子基金时越来越多谈及的对象。

　　东方国资母基金业务负责人宋中华指出，东方国资正在推进与CVC背景市场化PE/VC投资团队的混改式合作，即东方国资持有重要少数股权并作新机构发设基金的基石投资人，合资管理公司的多数股权仍由CVC背景市场化团队持有。

　　昌平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颖也曾在21世纪创投研究院主办的一场内部活动上表示，团队会很慎重地投资新GP，但也保持相对稳健的投资节奏。在选择具体团队时，将会更加关注产业资本。有产业资本背景的GP会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退出能力，对被投企业的赋能也会更加深入。而对非产业资本的GP团队，昌发展会更加关注其历史DPI情况，在经济周期变化过程中的应对策略和团队的责任担当表现。

　　21世纪创投研究院梳理各地政府投资基金遴选办法发现，近年来政府投资基金逐渐走向市场化，典型措施包括提高基金出资、下调返投比例和加大奖励力度等。

　　从返投要求来看，投中发布的《2023年政府引导基金专题研究报告》显示，结合过往数据整体来看，政府引导基金返投倍数要求在2017年达到峰值（平均返投倍数2.6倍）后，一直呈逐步下降态势；2023Q1~Q3新出台或修订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平均返投倍数已下降至1.37倍，相比峰值时期已显著降低。同时我们发现，1倍返投比例开始在一些地区出现，甚至还有地区的基金将返投比例降至1倍以下。

　　LP投顾创始人国立波告诉21世纪创投研究院，有些地方对返投倍数的硬性要求不高，可能是因为基于当地产业生态的优势，能够触发GP主动性地在当地进行投资，所以没有在返投倍数上进行强制性要求。另一方面，相比返投倍数的要求，对返投范围的认定也十分值得GP关注。有些地方虽然返投倍数看上去稍高，但返投认定更为宽松，返投要求更容易达到，这种情况对GP来说也充满吸引力。

　　从基金存续期来看，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对参股子基金存续期期限的要求进一步放宽。比如去年11月，深圳市成立20亿元科技创新种子基金，委托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其中在存续期限上，种子基金打破了此前5到10年的惯例，存续期延长为15年；今年6月，首期规模55亿元的浦东科创投资基金，经由协议修订进一步延长投资期。基金存续期限由十年变更为十二年，其中投资期限由五年变更为七年。

　　在尽职免责机制方面，早在201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已明确提出，健全符合创业投资行业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国有创业投资管理体制，完善国有创业投资企业的监督考核、激励约束机制和股权转让方式，形成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国有创业投资生态环境。

　　2018年末，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第二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指出要“以地方立法形式建立推动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推动政府股权基金投向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容错机制”。

　　上述这些国务院的相关通知和意见出台后，一些地区纷纷依据国家政策号召，先行先试构建地方引导基金的容错机制。比如，2021年发布的《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对容错机制进行了详细规定。

　　2024年，各地政府在完善容错免责机制上明显加速。5月，北京东城区财政局就《东城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2024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增加了尽职免责的6条详细措施引发广泛关注。安徽省也于今年5月出台《关于在国有资本投资科创企业审计中建立容错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

　　最让业内为之振奋的是，在6月19日发布的《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对于国有机构和政府投资基金的免责机制再度重点提及。具体包括：“优化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改革完善基金考核、容错免责机制，健全绩效评价制度”，“健全符合创业投资行业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国资创业投资管理体制和尽职合规责任豁免机制，探索对国资创业投资机构按照整个基金生命周期进行考核”。

　　如前文所述，国内政府投资基金设立数量和规模在2016年前后达到增长高峰期。近两年，当时设立的这批政府投资基金逐渐进入退出期。因此，对大量政府投资基金来说，都面临着如何提升资金效率，实现资金有效良性循环的考验。

　　但由于IPO暂缓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基金的项目退出与按时到期清算，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共发生362笔退出案例，同比下降56.2%。其中，A股全链条严监管趋势下，新股发行延续阶段性收缩态势，境内被投企业IPO案例数仅109笔，同比下降52.0%。

　　如果政府投资基金到期清算时坚决退出，有可能会影响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效果；反之，若政府投资基金直接选择延后退出，又不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21世纪创投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多地政府投资基金进入退出期时，会选择与子基金、被投项目加强沟通频次，共同探寻退出路径的最优解。

　　榆煤基金具有产业投资机构和地方政府投资平台的双重属性，榆煤基金总经理秦笙坦言，在周期低谷的时候，可以通过并购、S基金等方式拓展退出渠道，也可以通过分红方式实现回报。

　　“只要投资的企业本身具有较强的行业竞争能力及长期生存能力，无论在周期的低谷还是高峰，相信都有可能完成退出。模式创新已经没有太多选项，我们更应聚焦能力提升。”他说。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行业低谷过程中做基金退出，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跟LP做好沟通。例如，哪些项目可以根据条款强制退出，哪些项目良性发展可以延期退出，哪些项目可以等待行业好转IPO退出，哪些项目更加适合并购退出等等。为了基金能够稳健发展，以及获得预期更好的回报，增加LP沟通频次成为榆煤基金今年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长江产业基金是在原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基础上设立的规模400亿元产业投资基金，长江产业基金总经理张涵指出，在退出上每家机构应该基于自己的底层资产特征来制定相应的特色化策略。

　　根据自身底层资产特点，长江产业基金在退出上主要做了这几件事情：一是加大对重大招商项目基金的回购力度。当时引导基金有很多配合政府招商重大项目出资的需求，这种专项基金都会有地市合作方。随着项目陆续落地投产，项目大多本身质量不错，并且合作方有回购能力。解决这种重大专项基金的回购相当于是“抓大”，对于退出工作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积极影响管理人。包括把退出指标进行分解到每个基金，定期督促工作进度，要求他们去落实，“抓大”的同时也不“放小”。

　　此外，张涵还提到，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说，国资对于资产收购、并购的需求值得关注。国资资金充裕，也有收购优质资产的需求，是一类很好的买家，但在现实中却很难成交。主要是因为买卖双方不能实现同频，国资对标的判断的维度很多，在市场化基金看来可能是“既要又要”。未来如果通过某种机制能够对双方需求进行更加精准的匹配，可能成为一波机会。

　　在具体操作层面，S基金交易被看作是帮助行业走出流动性困境的创新方式，大量政府投资基金已开始探索将S基金纳入其运作模式。21世纪创投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相比于2022年、2023年上海、深圳接连成立S基金联盟，今年S基金下沉的趋势愈加明显，国资S基金正呈现爆发之势。

　　比如，5月6日，成都科创接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完成注册，这标志着四川首支“S基金”在蓉成立。4月16日，安徽首支“S基金”——合肥市共创接力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注册设立，规模28亿元。同样是4月，在陕西科创金融大会上，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导设立的陕西省首支S基金发布。

　　S基金能够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在于，S基金投资集成众多优点，比如底层资产相对清晰、投资周期相对较短、资产流动性较高、能够降低盲池风险等。统计数据表明，S基金的业绩平均表现好于一般的私募基金。因此，无论是政府投资机构、国资、金融机构，还是市场化母基金、S基金、市场化GP等，都对S基金交易表现出参与积极性。

　　但值得注意到的是，一方面，国资有流动性的诉求，希望尝试S基金交易。另一方面，国资需要考虑怎样合规地进行S交易，确保未来不被追责。

　　“现在许多地方对国资的S交易并没有清晰的规定，所以国资通过S交易退出的数量相比到期的存量仍然较少。不过在北京、上海、浙江等股权投资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已经有了相应的股交所，S交易的配套流程也正在逐渐成熟，让国资通过S交易退出变得更加方便和合规。”赋航资本合伙人狄凯说。

　　除了S交易在起势，上市与并购退出的环境正有望得到改善。在6月19日发布的《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也提到多个涉及投资项目与创投基金退出的条款。

　　第十四条指出，拓宽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充分发挥沪深交易所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北交所）龙8long8、区域性股权市场及其“专精特新”专板功能，拓宽并购重组退出渠道。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建立上市融资、债券发行、并购重组绿色通道，提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北交所）发行审核质效。落实好境外上市备案管理制度，畅通外币创业投资基金退出渠道。

　　第十五条指出，优化创业投资基金退出政策。加快解决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企业的股权退出问题。支持发展并购基金和创业投资二级市场基金，优化私募基金份额转让业务流程和定价机制，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创业投资基金协同发展。推进实物分配股票试点。

　　据21世纪创投研究院了解，部分政府投资基金及所投子基金已开始梳理具备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条件的科技型企业项目，向他们加大投后管理赋能，力争推动他们借助绿色通道尽快上市，进一步提升基金退出回报率。

　　在并购退出方面，有业内人士指出，要促进并购市场发展，相关部门还需出台多项配套措施完善企业并购操作环境，其中包括收购方如何引入并购；能否允许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出资用于收购科技型企业，助力创投机构项目并购退出；对企业并购行为能否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等。